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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翻译应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即译文在抓住全文要旨.不失原意的基础上对所译文字融会贯通.达到自然完美

“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这是反抗林琴南氏的“歪译”而起的。我们说林译是“歪译”，可丝毫没有糟蹋他的意思；我们是觉得“意译”名词用在林译身上并不妥当，所以称它为“歪译”。  
林氏是不懂“蟹行文字”的，所有他的译本都是别人口译而林氏笔述。我们不很明白当时他们合作的情形是别人口译了一句，林氏随即也笔述了一句呢，还是别人先口译了一段或一节，然后林氏笔述下来？但无论如何，这种译法是免不了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再由林氏将口语译为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  这种歪曲，可以说是从“翻译的方法”上来的。
何况林氏“卫道”之心甚热，“孔孟心传”烂熟，他往往要“用夏变夷”，称司各特的笔法有类于太史公，……于是不免又多了一层歪曲。这一层歪曲，当然口译者不能负责，直接是从林氏的思想上来的。
所以我们觉得称林译为“歪译”，比较切贴。自然也不是说林译部部皆歪，林译也有不但不很歪，而且很有风趣——甚至与原文的风趣有几分近似的，例如《附掌录》中间几篇。这一点，我们既佩服而又惊奇。
现在话再回到“直译”。
照上文说来，“五四”以后的“直译”主张就是反对歪曲了原文。原文是一个什么面目，就要还它一个什么面目。连面目都要依它本来，那么，“看得懂”，当然是个不言而喻的必要条件了。译得“看不懂”，不用说，一定失却了原文的面目，那就不是“直译”。这种“看不懂”的责任应该完全由译者负担，我们不能因此怪到“直译”这个原则。
这原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然而不久以前还有人因为“看不懂”而非难到“直译”这个原则，而主张“顺译”，这也就怪了。主张“顺译”者意若曰：直译往往使人难懂，甚至看不懂，为了要对原文忠实而至使人看不懂，岂不是虽译等于不译：故此主张“与其忠实而使人看不懂，毋宁不很忠实而看得懂”。于是乃作为“顺译”之说。“顺”者，务求其看得懂也。
在这里，我们觉得不必噜噜苏苏来驳斥“顺译”说之理论上的矛盾（因为它的矛盾是显然的），我们只想为“直译”说再进一解：
我们以为所谓“直译”也者，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因为中西文字组织的不同，这种样“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翻译，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前张崧年先生译过一篇罗素的论文。张先生的译法真是“道地到廿四分”的直译，每个前置词，他都译了过来，然而他这篇译文是没人看得懂的。当时张先生很坚持他的译法。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译文别人看不懂，可是他对《新青年》的编者说：“这是一种试验。大家看惯了后，也就懂得了！”当时《新青年》的编者陈促甫先生也不赞成张先生此种“试验”，老实不客气给他改，改了，张先生还是非常不高兴。现在张先生大概已经抛弃了他的试验了罢，我可不十分明白，但是从这个故事⑾就证明了“直译”的原则并不在“字对字”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倘使能够办到“字对字”，不多也不少，自然是理想的直译，否则，直译的要点不在此而在彼。